吴展良谈中国的三期建国与立国体例

吴展良刘筝绘

【编者按】吴展良教授，1958年生于台北，卒业于台大，长期从学于钱穆老师及其门下先辈弟子。后负笈美国，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后，长期任教于台大。吴教授一向从事宋代、近代和西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儒学、传统文化和中西交会颇有见解。

近年来，吴教授又专注于中国的三期（尤其最后一期）建国与立国体例之研究：第一期是封建时期，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从之前龙山时期很多分立的政治体，到开始形成各地的联盟，最后构成以三代王权为中间的大同盟；第二期是由秦汉到清，金瓯无缺，形成以皇帝为中间的郡县国家；第三期是“民国与共和国时期”。这三期之间既有伟大的转变，又有很强的延续性，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母体。趁吴教授来华东师大参加第三届思想史研修班之际，我们请他谈了相干题目。

澎湃消息：您是研究儒学出身的，是什么促使您专注于中国的建国与立国体例的研究？

吴展良：儒学关心的从来就是修齐治平，尤其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题目。我一开始处理的是中西思想与文化交汇的一些根本题目，博士论文写的是《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心灵》，谈的是新文化活动时期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其中所呈现的中国自身的世界观与思维体例。从而我意识到，虽然近代中国大谈启蒙，但这是表层与意识形态上的启蒙，中国人现实的思想、举动、情感与组织体例等一向具有大量的非启蒙因素。所以，这是在非启蒙的母体里大谈启蒙的理想，而启蒙也随之变形了。我从中熟悉到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和思维体例具有高度的连续性。这不仅表现在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身上，在胡适、傅斯年等新派人物上也一样看得到。还有蒋介石，虽然是民国的向导人，但依旧大量采用传统的人身倚赖关系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才能运转，我们不必苛责。孙中山老师比较不运用这些手段，所以孙老师没法掌权。所以，我不认为近代中国是一部启蒙的历史，当然也不是反启蒙，而是中国这个母体选择运用了各种当代因素来进行当代转型，但仍旧大量连续了原有的体质。假如要解决题目，就要了解这个母体。我曩昔也是做专门性的标题，后来意识到这不能解决中华文明新时代转型这种大题目——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伟大的体量，连续性特别很是强，其转型高度困难，必须从团体上思考。

孔子雕像

至于为何分外注重建国与立国体例的研究，是由于我深感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其建国与立国的道路和体例，从一开始就主导了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学术与习惯的发展。这些文明要素内涵雷同，如七巧板般构成了中国特别的“文化系统”。其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礼俗、宗教以及本体-宇宙观、形上观、熟悉观、伦理道德观、审美观等各方面的基本内涵，均与西方大不同，必须团体理解，且莫不深受中国历代建国与立国体例的影响。例如传统上始终不能不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根本缘故原由，不仅是他们“道德高超”，而其实还在于他们创造并主导了三代建国与立国的道路与体例。这些道路与体例构成了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与礼俗的中间。六经最重要记载的正是相传他们及其子孙和大臣建国与立国体例的关键文献，儒学传承与发扬其精义，成为后世中国系统的基础。传统中国系统的统统，几乎莫不深植于经学与儒学。古人视之若天经地义，可能太过，但这确实是中国系统与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我们今天必须通过经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笔墨学、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对其重新加以理解。

正由于中国题目太复杂，相较于西方文明，中国系统又太特别，我以为我们首先必须掌握此“超级的国家型文明”的各期乃至各个朝代的建国与立国体例，才能了解中国文明的基础，从而熟悉其文化形态与发展体例的特质。

澎湃消息：关于三期建国与立国体例之间的异同，想请您概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