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治家之道——俞美玉教授在浙江省文成县青少年运动中间的演讲

演讲人：俞美玉 演讲地点：浙江省文成县青少年运动中间 演讲时间：2016年9月

俞美玉 浙江永康人，1969年2月生，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浙江工贸职业方法学院教授，温州市刘基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方向是传统文化、刘伯温和化和人文教育，曾出版著作《<春秋明经>注析》《刘基文化当代价值研究》等。

刘伯温手迹 《春兴八首诗卷》

蓑衣县令绣画（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刘基，字伯温，明代青田县（今温州市文成县）人，元末明初卓异的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大明第一谋臣，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伟人。刘伯温曾在元末担任过县丞等职，五十岁后成为朱元璋的谋臣，与朱元璋一路带兵作战，出谋划策，取得龙湾之战、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等战役胜利。他们清除了陈友谅，为朱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来，刘伯温相继出任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并首任考试官。任职期间，他为明朝制订了系列典章制度，制订《戊申大统历》，确定历法；参与《大明律》的草创、奏立军卫法，增强军队制度建设；中兴科举，辅弼明王朝人才培养和选拔等，被誉为“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与其他谋臣不同，刘伯温既辅佐了朱元璋完成“一统江山”大业，还助其制订一系列制度以“开国立政”，搭建了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此后才渐渐退隐。刘伯温不是不知道“狡兔死，喽啰烹”的道理，但他曾说“是故辞祸有道，辞其的而已矣”。从当时的处境看，刘伯温谋高震主，危急四伏，但其拒绝高封，渐渐化险为夷全身而退。而后朱元璋以两种体例赞誉其功劳：一是为其家乡青田县减轻赋税，二是上三代封为永嘉郡公、永嘉郡夫人，受封永嘉郡祠，从而刘氏彭城郡里诞生出一支脉——刘氏永嘉郡。

　　除了对明朝的贡献，刘伯温的伶俐还表现在那个戴着镣铐舞蹈的环境中，尽其所能发挥才智，还能保全本身，全身而退。朱元璋曾赞同他“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即使在刘伯温离世后，本来不世袭的“诚意伯”爵位，朱元璋也授其子孙可世袭，俸银从两百四十石提拔到五百石。朱棣夺位后，刘伯温的第二个儿子刘璟不愿归从，认为其为篡位。刘璟在牢里自尽后被送还故里埋葬，并未累及族人。刘家由此繁衍开来，其家族至今有六万多人，大多分布在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地区。

　　刘伯温是一位通“寰宇人”的全才式人物，他的思想承接先秦文化之传统，融会百家，并开明三百年风气，而他经世治国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其代表作《郁离子》中，并著有《诚意伯文集》20卷。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评论道：“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

　　我们可以从他的著述谈吐及其家族家训家谱中来解读刘伯温的治家之道。据现有记载，所见最早关于刘氏家谱的资料是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所撰《明高帝赠诚意伯谱序》。自那以后，刘氏家族的续修、增修从未停止。在历次修撰中，刘氏后人都会将其家训、族规载之于谱，作为对子女子孙的训诫以及家族日常管理、小我举动规范的准则。

　　中国文化向来“家国同构”，治国之道与治家之道是雷同的。家、家族、国家，从组织结构看皆以宗法系统为统领；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角度看，则都是以“修身”为根本，目的都在于化民、成人、为善。综合多方面材料，由此我们来解读刘伯温的治家之道。

蒙学养正

择业察性

诚意成己

　　治家之道的根基在于“修身”。所谓“修身则成己”，成己不单单指道德规范的修养，还指向成就自身天性的成长。我认为，这个“天性”指的是《易经》里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里的“定命”，与《中庸》所记载“定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的“定命”异曲同工。刘伯温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思想中多次强调尊重天性，尊重人性和物性。《郁离子·灵丘丈人》《郁离子·寰宇之盗》里用蜜蜂和粱稻等动植物的习性做比喻，来说明顺应天性才能取得丰收。

　　从元末到明初，刘伯温先后担任过县丞、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四次为官，三次自动辞职，一次被羁管，皆因难以顺应其为民秉公谋事，尊重天理的价值取向。四十八岁时，彻底看清元朝社会矛盾激化，无法施展抱负，与元朝当局决裂。

　　刘伯温一生经历“四落五起”而后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年近半百之际，他明确自身定位要成为一位谋臣，《郁离子》记载“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注解了刘伯温对自我价值的精确判断。

　　“尊重天性，修身成己”的人心理念，同样表现在其族谱家风家训中，其家训提倡“蒙业当豫，蒙学养正”。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的《彭城刘氏宗谱》记载，“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故有胎教而生文王，三迁而成孟子，凡吾子弟，稍能知觉，为父兄者豫为择师傅，严交游，以豫养之，纵不能如古之圣贤亦庶乎无匪僻之虞矣”。这里一方面表现刘伯温正视蒙学，正视启蒙教育对人养成优秀品质的紧张作用，蒙以养正指的是“蒙学”要开启孩子的天性，才是养正之功夫。

　　刘氏家训中还提到“择业察性”的理念。《彭城刘氏宗谱》记载，“宗人子弟六岁以上即宜就学，至十五岁以上察其质性，近上者俾终儒业，难成者，即令力农或工或贾，各执一艺”。根据小我天资和天性，有些人可以从事儒学研究，而没有这方面天性的人，即应根据自身特点，从事农业、工业或商业，各得一技，既可以餬口，也可以安心立命。刘伯温尊重天性的理念，虽然几经百年演绎，仍然照旧清晰可见。

　　如何“开启天性，修身成己”？事实上，刘伯温已经开出了药方——成己见性。古代有道家读经养气的记载，也有儒家“诚则明，明则诚”的说法。《中庸》中记载：“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我认为，刘伯温比较倾向遵循“诚则明”的取向。明什么，晓畅“道”，晓畅本身天性和定命。“诚”则是联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是完成“天人合一”的关键。刘伯温的一生就是践行“诚”哲学的典范，无论碰到怎样的挫折，都无法改变其使命——立足民生、谋求救时之政，这也是其死后被封“诚意伯”的缘故原由。在我看来，完成“成己见性”的目标，还有一个通用的工具——易学。刘伯温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除了在易学理论上的较高造诣，在实践中刘伯温也曾广泛运用这一学说，将易学精髓运用在明皇城南京城的勘定和规划上。因此，我认为，易学的根本价值仍在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就是帮助人悟道见天性，晓畅本身的定命所系。

和家睦邻

仁爱兼济

孝友当行

　　成己身修而后家齐。从齐家之“齐”本意看，，“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从二者，像地有高下也，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似不齐而实齐”。齐家，把各种不同个性，因各种因缘的人聚在一路。如同禾麦之成长，虽资质秉性不同，却又能人人从容长成协调共处，谓之“齐家”。修身之所以是齐家的根本，是由于个体都能成己了，那么，家天然就“齐”了。但是，实际中可能存在名权利色等诸多勾引，出现“天性蒙尘”的情况。故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长此以往“道”“德”很容易被实际吞没了。

　　家以和为贵，“和”有别于“同”，强调异质相济相协，从而使事物生生不息。《管子·内业》曰：“和乃生，不和不生”。《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我看来，“和”才能充满生机的说法，源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念，也就是说源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阴阳和合万归天生原理，而泛化为万物“和乃生”，家便也遵循这一宇宙法则，家和才能万事兴。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寰宇万物之间以及社会、人群之间应达到协调状况，认为协调是一种必要经过异质激荡甚至冲击过程，然后才会达到融会贯通。但协调绝对不等同于“同”，要达到协调，则是要顺物顺人之性。在社会修建过程中，儒家更强调推举贤达之人，用伦理、礼制、王道、仁政使社会达到协调的目的。

　　家是社会的紧张组成部分，同样要养德为先，遵道而行，尊重和成就每小我的天性。在《郁离子·鲁班》记载刘伯温的观点，“德生力，力生于德……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为能得群力”，意思是说家族、家庭都能尊重每小我天性成长，并且能够形成合力的话，这个家庭怎么会不旺盛呢？刘氏家训里也很大程度上表现这一理念，比如慎言、惩忿、窒欲便是修道养德的技术。

　　刘伯温主张无论对待族人、奴仆、邻里皆不以冲突为上，必须善待并保持以和为贵的交往体例。家训中对待婢仆的要求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饥寒不失其养，役使不求其备”。从中看出刘伯温提倡尊重人格的理念。事实上，刘伯温还写过一篇文章，否定女子“七出”中存在的不合理性。他写道：“恶疾之与无子，岂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伉俪，人伦之一也，妇以夫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弃之，岂天理哉”，休弃不能生育或患重病的妻子不吻合天理，表现其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遵道而行应用到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处理上，一个紧张的方面即应尊重妇女。《易经》记载，“天行健，正人发奋图强；地势坤，正人厚德载物”。乾卦，代表天，代表男人；坤卦，代表地，代表女人，两者只是代表不同的位置和指向，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而“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中“卑”字用甲骨文书写也只是一只手托着“甲”字，指的是地位处下方，但绝不是卑贱之意。

　　善怙恃为“孝”，善兄弟曰“友”，仁爱兼济则是成己爱人，天然也属于善怙恃善兄弟的范畴。孝友当行的提倡，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以人伦和礼仪来规范人们所谓道德举动的社会氛围所提倡的；另一方面“尽孝道”也是连接本身血脉之根的途径。从历史的长河看，一个家族就好比一棵大树，每小我都是这棵树上一枝一叶，“尽孝道”将让本身与家族的血脉相连。“尽孝事亲”有四大条理：一是衣食无忧，二是顺心承欢，三是养志立身、光大门楣，四是点化心境、离苦得乐。在我看来，其中核心应是养志立身。刘伯温在《养志斋记》开篇曾写道：“事亲莫大于养志，孟子之言至矣”，“人知爱其身不爱其亲为不孝，而不知爱其亲不爱其身亦为不孝”。由此可见，刘伯温的孝道观也是遵循天道的写照。

行教化

立规制

理家业

　　社会要遵道而行，养德为先，还要行教化立规制。这一思想同样适合用于治家之道。家族要协调旺盛也应走此之道。

　　刘伯温在元朝当过儒学副提举，在明朝为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中兴科举，向来特别很是正视教化工作。他认为“教，政之本也”，治理国家教化应为先，教化工作不单是黉舍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情。对地方长官的考核内容最紧张的就是看他的教化工作做得怎么样。

　　刘伯温主张大力兴办黉舍和社会义学，在元朝写过许多提倡私塾的文章；在明洪武年间，他几乎每到一处就兴办黉舍。即便是动手刑法法制建设时，刘伯温都坚持把教化放在首位“以政弼教”，“好生虽圣心，明刑亦王政”。刘伯温寻求务实教育、经世致用，他正视教化的理念同样表现在其家训里，他认为建家规修家谱自己也是行教的体现。

　　除此之外，刘伯温行教化思想并未停顿于此，由于他看到人的善根性有可指导的一壁，也看到了人的欲望可能导致不善的一壁。他曾指出，造化作育了人的欲望，所谓的“气”动和“情”发是受“人欲”所牵制的。“气者，道之毒药也；情者，性之锋刃也。知其为毒药、锋刃而凭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呜呼！天与人神灵者也，而皆不能不为欲所使，使气与情得以逞其能，而性与道反随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几乎穷矣”。

　　刘伯温深知不同的人对欲望的熟悉不同，小我素质千差万别，因此要制订法度、制度进行管束，从而提出了构建社会良性运行的总体构架：“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这一社会构架设想天然也适用于家族建设，当然家族、族规体系体例不同于政刑，家族建设必要更多讲仁爱，然后修身成己、仁爱兼济、立教化外。然而，制订家族规制加以管理也存在需要性，对顽劣子弟要“警之以威”。

　　道德为药方，体系体例规制为法，人才为药。在《郁离子》里，刘伯温用二三十则寓言故事来表达他的人才观。他主张要善于识才、辨才、养才、安才、用才，并且提出了作为智者的人才所应具备的品质和心态。他认为，智者要识时势，不作无谓捐躯，要有识主之能，要明了自身生存环境；智者还要看清人性之恶，不为财或名所困。在家族建设的范畴中，“人才为药”是指家族必要领头羊来统领族人，使他们保持彼此间的协调合作，又不失其统。《郁离子·琴弦》写道：“夫琴，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大小异能，合而成声。无相夺伦，阴阳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统矣。夫岂瞽师之所能调哉？”弹琴，只有大小弦配合起来才会发出协调悦耳的声音，强调“无相夺伦，阴阳乃和”，齐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从刘伯温的治家之道中，还可以了解到“打理家业振兴门户”的紧张性。打理家业振兴门户，要立足营生，同时还须承担社会责任，与当下社会融合共处。刘伯温家族家训中明确量入而出，勤俭生财之道；提到“赋役当供”，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役，自古不免；规定“恤孤寡”“济灾贫”，不趁火打劫，不做损阴德之事，奉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如此周全的家训指导下，家族才能持久旺盛。

　　蒙业养正、择业察性、诚意成己为治家之根基；仁爱兼济、孝友当行重在成己为仁而后达人爱人，强调顺性而为，以德合群力而生生不息。这些理念正表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是为治家之方；而行教化、立规制当为治家之法；统领有德之人为治家之药，树立“理家业立门户”观念，尽社会责任，是将家族与社会的融合相连的做法，所有这些理念和做法构成了刘伯温的治家之道。

附录：

一代名臣刘伯温

　　刘伯温在《春秋明经》中再三强调“国以民为本”“国莫大于保民”。他曾对儿子说“我儿若为官，应尽忠报国，忧民之所忧。”刘伯温作为明朝开国元勋，年禄为二百四十石，不及中书左丞相李善长的十分之一，封他公爵，他也辞了。不计名利、不贪爵禄的刘伯温却要求为农耕艰难的青田县减税。此后，朱元璋打算兴建本身的家乡凤阳为中都，得到群臣附和。但是，刘伯温却考虑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于是提纲契领地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使朱元璋大为扫兴。

　　刘伯温认为宋、元因宽纵失天下，所以必须严正法律制度。他主导起草制订了《律令》，并表现了宽以待民与重办污吏的精神，这就是《大明律》的蓝本。《大明律》在对待贪官贪吏这点上，比唐律、宋律更为严酷，尤其对执法犯法的处罚更重。在制订《律令》的同时，刘伯温又令御史监察，告发不要有所回避，凡有罪过者，皆绳之以法。正巧这时，刘伯温察知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依法当斩。而李彬是李善长的心腹，李善长频频向刘伯温求情。刘伯温却不买账，奏请朱元璋，将李彬斩首。

　　刘伯温官居高位，死后丧葬从简，坟墓仅土丘，连墓碑也未立。刘伯温临死前，长子刘琏曾将坟墓草图让他过目，但被刘伯温一把撕掉并气愤道：“要它做什么！难道我们不见百姓连年遭战火，元气尚未恢复；我们若花这么多金钱去造坟墓，岂不被人家耻笑！人死如灯灭，黄土一埋有什么不好？”并对前来挽劝的亲戚友邻诠释说：“你们看‘墓’字，上是草，下是土，这才能承受日光和雨露。若建造石屋，如何长草？无百草常青，就不是墓。古人造字大有讲究。后人为了沽名钓誉，表现富贵权势，不惜巨资大造其墓，这就违反了古训，人要流芳靠的是一生为国为民，不是靠造坟墓、立牌坊。试问张良、诸葛亮的坟墓又在哪里？”（编辑整顿）

　　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振奋，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老师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

——《明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