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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比较的“冷思考”——专访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

时间:2017年04月27日信息来源:不详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他是我国闻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在去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由他主编并翻译部分剧本,许渊冲、彭镜禧等二十余位学者参与翻译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的推出,是莎界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套译作标志着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英国BBC电视台于2016年4月23日黄金时间的世界消息中,对此进行了报道。


他的目光,不仅聚焦于剧本里的世象百态,也映射在社会的制度理念、人类的生存状况之上。他在1988年就曾撰文称,中国将改革户籍制度作为打破城乡差别的重点,而消弭户籍壁垒的政策仍是当前改革的重头戏;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他借用老子的话:大军之后必有荒年。数年后,美国经济危急爆发,至今仍未走出阴霾。


网络上有如许一段有关他的笔墨:一、思想深刻、超前;二、知识广博得令人震惊;三、汉语、英语都很精通,翻译精绝。他,就是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首位主讲中西文化比较的辜正坤教授。


学问思想三贯通“博是基础,专是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各门学科紧密联系、互相贯通,因此您在读书中正视全方位多学科的阅读。作为人文领域的学者,您也通达天然科学知识。为此,您曾多次倡导通才教育。请谈谈对学科研究“博”与“专”的看法。


辜正坤:我从小酷爱读书,生活中除了读书、思考、讨论、写作,几乎没有别的寻求。几十年如一日。无论什么学科的书我都喜好读,读得津津有味,其中用力最多的是梵学书。我读了50多年,也许读了5000多册书,获得了伟大的享受。广泛阅读给我的领会是:博是基础,专是进步。学问、思想譬如金字塔,假如基础宽厚,则虽高耸入云,亦能四平八稳。假如基础局促,却锐意拔高,难免有倒塌之虞。所以我历来提倡学问思想要三贯通,即古今贯通、文理贯通、中外贯通。在博的基础上来专,才可能真正钻研得高深。


这个题目涉及全世界的教育体系体例题目。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体例并不很鼓励博,而是主张专。专家、专科很受迎接。由于他们能够解决详细的现实题目。博学科则几乎不存在。现实上很多博士卒业生的知识范围都比较局促,由于他们只能就某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中的某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并撰写响应论文。所以当代教育体系体例下的博士,其实只达到了某个特定领域的某个专题上的“博”,与我们传统思想上的三贯通式的博览群书的“博”不是一个意思,甚至恰恰相反。这是典型的西体例学科体系体例,即分科制导致的“博士不博”征象。当然如许的西式体系体例,也有其道理。毕竟,社会更必要专才而不是样样都懂却欠专精的博才。但是,社会其实也必要博才或曰通才。按照我的观点,教育体系体例应该保障在培养出的全体人才中,85%左右是专才,15%左右是通才或博才。专才是关羽、张飞、赵云式的人物,通才则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一个社会假如只有专才,没有博才,则其整个管理机制肯定是不健全的。尤其在国家的高级管理部门,更必要综合性博学人才。但是目前全世界的学科归类都具有分科细致的偏颇性,大学培养的人才多半是专才,却没有培养出通览全局式的博才或通才人物。这是西式教育体系体例的失败之处。中国教育体系体例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勇敢改革,超越西方乃至全球传统的简单分科式体系体例,最终引领世界的教育体系体例。


《中国社会科学报》:缺乏博学学科的近况是否会导致某些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未便归类?


辜正坤:是的。比如我在北大延续21年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的通识课,这跟博学科的课程设计相符合。这门课程广受迎接。它在北大长期居于选课人数最多的课程首位,被评为全国通识课良好课程,在全国267门通识课中名列前茅。然而,因为它所涵盖的学科达18门,每年教务员都找不到一门可以容纳它的学科,于是它偶然被归为语言文学学科,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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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编辑: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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