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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习习

光明讲坛近代商会——商人最紧张的社团组织

时间:2018年01月24日信息来源:光明日报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演讲人:朱英 演讲地点:东北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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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1956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辛亥革命史,尤其特长于近代中国商会、商人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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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商会议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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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劝业会正门

  明清时期的中国虽仍未走出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重本抑末也即重农抑商的传统也没有根本改变,但在思想和经济等很多领域都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在中国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十大商帮,其中尤以晋商和徽商最为闻名,他们的商业运动独具特色,影响也几乎及于全国各地,在中国古代商人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不过,包括晋商和徽商在内由明清时期商人成立的社会整体,重要还只是会馆或公所等具有较多局限性的传统组织。

  尽管会馆和公所这些传统商人组织在当时也发挥了值得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局限性日益显明,已不能适合时代的变迁。分外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而会馆、公所的行会特性在某些方面却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期,作为近代商人新式社团组织的商会应运而生,很快就成为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存在时间也最长的商人整体,而明清时期郁勃的十大商帮,包括晋商和徽商在内其影响则日渐式微。因此,谈到近代中国的商人、商业乃至社会经济变迁,不能不提及商会。

  商会诞生一波三折

  1905年,孙中山向导革命党人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从此得到敏捷发展。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年,在国内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活动,更不知道诞生仅仅一年的商会作为这场活动的向导者“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使之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美爱国活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复活的商会也因此而开始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其实,商会在近代中国能够诞生并发挥紧张作用与影响,也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此之前的19世纪末叶即维新变法时期,就有一些维新改革派人士呼吁设立商会。

  以提出“商战”论而著称的郑观应,曾撰写文章介绍欧美和日本商会的作用,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就必须设立商会;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也分外强调成立商会是致富图强的一项紧张行动。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在当时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商会议》的文章,从商人的角度阐述了成立商会的意义。甚至有些开明官员如汪康年,同样也提出中国商业的发展依靠于成立商会。不难发现,设立商会的呼声在19世纪末已经产生。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的建议,更发布上谕要求各地创办商会和农会。这时候,商会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复活儿”好像眼看就要顺利地呱呱坠地了。

  然而,没等商会这个“复活儿”正式诞生,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即陷于失败。随着变法的失败,处于襁褓中的商会也宣告短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代中国商会的诞生虽然一波三折,但设立商会的舆论呼吁却并未因此而中断。

  具有肯定代表性的舆论呼声,在1900年上海《江南商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集中表现,该文阐明“欲兴商务,必以各设商会,始行之有用;各商会再联一大商会,庶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内可与当局通商人之情况,外可与各国持商务之交涉,非设商会不为功也。”

  20世纪初,商界中有识之士的“合群”观念即群体意识也显明加强,他们已经熟悉到“中国商人素无合群思想”,“不特官与商不相联合,即商与商亦何尝联合;不特彼业与此业不相联合,即同行之中亦何尝联合”,其效果是“不但对外的竞争望尘莫及,即对内的竞争亦每况愈下”。更不容易的是,商人们还意识到这种状态假如再不改变,“我华商恐无立足之地”。于是,商界人士要求成立商会以“合大群”“固结整体”的愿望也更增强烈。

  另有一事对于促进商会的诞生也产生了某些影响。1902年,盛宣怀作为清朝指派的商约大臣赴上海参加中英商约会商。令盛宣怀感到新鲜的是,英国的首席会商代表马凯居然对中国商务的认识程度远甚于本身,经过了解得知,原来是英商在上海设立的英国商会为马凯充当了参谋。于是,盛宣怀也迫切盼望能够获得中国商会的类似支撑,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立商会,所以他只能要求上海各商帮紧急商议,然而,仍只有“一二帮商人来辕陈说”,使其头绪茫然,颇为被动。为了应付商约会商,盛宣怀一时决定命令上海绅商成立了一个商业会议公所,以便为商约会商提供参考意见。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商会,但严酷说来它还只是商会的前身。

  盛宣怀后来还向朝廷上奏折说明商约会商情况,强调设立商会已是刻不容缓。刚好在这个时候,清朝当局开始全力推行“新政”改革,其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振兴工商,奖励实业,而成立商会也被看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首要行动。1904年初,清朝新设立的商部上奏了一道“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说明“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朝廷竟然也前所未有地对设立商会十分正视,很快就谕批颁行商部拟定的《商会简明章程》。如许,朝野官商虽然出发点不完全一样,但在设立商会这个题目上却难得地达成了基本同等的意向,这也是商会能够得以诞生并很快达到普及程度的重要缘故原由。

  1904年,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的商人率先成立了商会,随后在全国各地的府厅州县也相继设立。按照《商会简明章程》的规定,凡属商务繁盛的省城或通商大埠,均设立商务总会,商业发展程度稍次的地方则设商务分会,后又在商务较郁勃的集镇设立商务分所。据不完全统计,到清朝消亡时全国各地除西藏之外都成立了商会,其中有商务总会50余个,商务分会近千个,商务分所则难以统计其数量。

  1912年,民国当局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一时工商会议,各地商会和工商界代表应邀出席,遂借此机遇讨论通过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议案,并得到工商部批准。于是,全国性的商会组织也终于得以诞生。1931年2月,国际商会中国分会宣告成立,5月该分会正式成为国际商会的成员之一,从此登上国际商会的舞台。

    商办新式社会整体

  商会的诞生虽然得益于清朝当局的“劝办”支撑,但成立之后的商会并不是官办或半官方机构,而是具有显明自力性和自治特性的商办新式社会整体,偶然甚至还因为为商请命,与各级官府发生矛盾和冲突。商会为什么能够具备“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伟大号召力,它具有哪些不同于明清时期传统商人整体的组织特点与近代特性?

  作为传统商人整体的会馆与公所,我们一样平常又称之为行会。会馆的成员有乡缘或地域限定,是由在外埠经商的同籍商人,即俗称的老乡联合组成,所以又兼有同亲会色彩;公所不依靠于乡缘或地缘关系,但其成员却限于统一行业的商人或手工业者,所寄托的是行缘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从事统一行当的商人或手工业者,才能组成某个公所。会馆和公所大都制订有严酷的行规,其目的重要是为了珍爱自身的垄断利益。各个会馆和公所之间互不相连,具有排他性特点,而且内部壁垒森严,表现出封闭保守的传统特性。广大的工商业者也因此而被分散隔绝在各个会馆和公所之中,无法形成一支同一和谐的团体社会力量。

  不仅如此,如有成员违背了行规将会受到十分严峻的责罚。黄钧宰的《金壶七墨》一书中就曾记载了一个败坏行规的商董遭受严峻处罚的事件。虽然,这是一个特别很是极端的事例,但反映了行会保守落后甚至无人道的一壁。

  新诞生的商会则是由所在地区不同籍贯和不偕行业的商人共同组成的新式社会整体,而且具有开放性、志愿性原则。如同当时的人所说“公所为一业之整体”,商会为“各业之整体”,是“众商业之代表人”。正由于如此,商会才得以将曩昔分散隔绝在各个会馆和公所的商人凝聚联结成为一个相对同一的团体,具备了伟大号召力。商会诞生的紧张意义也在于,使商人开始脱节以往小我和行帮的落后形象,取得了社团“法人”的地位,形成为一支同一和自力的社会力量,其气度与能量大为改观。

  商会不同于会馆和公所的独特组织体系,则为其奠定了通过联动机制组织商人开展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与条件。前面我们已提到,商会在诞生之初就形成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层层相连的三级组织体系体例。虽然清朝商部曾说明:“总、分会之实质在联络,不在总揽,非地方隶属政体可比”,但这种以往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络”,使宗旨雷同、规章同等的各级商会建立起联系紧密的网络组织体系,形成一个举措同一、不可分割的有机团体。当时即有人意识到各级商会“分之则各自为部,合之则联成一气,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部位分明,血脉联属,毫无捍格不通之弊,然后可实收联络之效。”民国建立之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商会又在全国范围形成层层相连的四级组织体系体例,联动机制更加广泛。

  商会引人瞩目的是不仅组织体系独具特色,而且具备了显明的近代特性。商会不仅执行推举制度,清末的商会还制订了类似监督与弹劾制相似的规定,以及具有当代意义的开会议事制度。以上种种都说明新诞生的商会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会馆和公所的组织特点和民主特性,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新式商人整体。

    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

  确切地说,商会只是一个经济整体,其重要职能简单地说就是维护商人的利益,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这也是商会的宗旨。那么,商会重要通过开展哪些详细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联络工商。中国工商各业向来行帮壁垒,“声气不易通,群力不能合”,针对这一弊端,各商会无一例外埠将联络工商作为紧张职责。比较常见而固定的情势,是定期召开有各业会董和会员参加的会议,相互之间随时接洽聚议,商讨各项有关兴利除弊的措施。

  调查商情。商会之所以积极开展调查商情运动,是为了使各行各业为数浩繁的工商业者,对何地产销何物以及行情涨落趋势等很多方面的情况,能够及时有所了解,进而明了商务盛衰之故和进出口多寡之理。商情调查分各业调查、分外调查和平凡调查三类,不少商会为此专门拟订了商情调查表,由所属分会、分所组织工商各业配合进行。这些调查不仅有利于工商业者从团体上了解各行业的有关情况,采取有用的改良措施,而且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兴办商学。不少商会意识到“商业之发达,因为开商智;商智之开通,因为设商学”,故而积极致力于开展兴办商学运动。不仅商务总会直接出面集资创设各类商业学堂,而且有些分会也战胜困难创办商业补习学堂,还有的商会积极倡导和鼓励一些较大行业的商人创办实业学堂。这一行动也受到广大商人的赞美与好评。

  创办商品展销会。传统行会为了维护同行的垄断利益,一样平常都通过行规的严酷规定限定竞争,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显明不适合时代发展。商会则与此不同,在清末即有不少商会通过创办具有商品展销会、博览会性子的商品陈列所、劝工会、奖进会、劝业会等,培养工商业者的竞争意识,以促进实业发展。天津商务总会每年定期举办两次劝工会,“远近客商,闻风趋至”,不仅工商各业增长了联络,而且通过比较鉴别提拔了竞争意识,“各商受益,诚非浅鲜。”除自办各种展销会,商会还曾全力帮忙官府举办更大规模的相干运动。

  受理商事纠纷。这也是近代中国商会珍爱商人利益的一项紧张运动内容。商会诞生之前,除行会性子的公所依照所定行规对本业违背行规者予以处罚外,商事纠纷的裁判一样平常都是由官府衙门定夺。工商业者遇有钱债纠纷,只能求助地方官府,而官府要么讯结无期,随意耽搁,要么敲诈勒索,使商人不堪重负,“故商务之中一涉官场,必多停滞”。商会成立之后,在商部的支撑下承担了受理商事纠纷的职责,很多商会还设立了商事裁判所,使工商业者“免受官府之讼累,复固整体之感情”。商人们透露表现“遇有亏倒情事,到会申诉,朝发夕行,不受差役需索之苛,并无案牍拘束之累,各商藉资珍爱,受益良非浅鲜。”后来,受理商事纠纷仍是各个商会所从事的一项重要运动,而且制度更趋完美,越来越受到商人迎接。

  和谐捐税。出于种种缘故原由,近代当局都面临着十分紧张的财政困难,除了赓续对外借款,就是对内增捐加税,使工商业者深受其苦,引发抗捐抗税风潮。为了珍爱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商会成立之后发挥其“通官商之邮”的特别功能,努力和谐这一矛盾与冲突。例如在清末的苏州,相继发生各业抗捐抗税纷争10余起,苏州商务总会每次都积极为各业代递禀呈,申诉实情,提交和谐方案,甚至集会请愿,表达商人的意愿与要求。经过商会反复从中和谐,多数情况下加捐加税的额度都会不同程度地有所削减,从而使商人的负担有所减轻。有些行业起初对加入商会尚持观望态度,通过和谐捐税发现商会“可以联络商情,代诉苦衷”,于是“欣然入会”。

  很显然,正是因为商会能够维护商人的利益,努力促进工商业发展,才得到广大商人的附和。

  紧张的爱国力量

  近代中国的商会虽然只是经济整体,其重要职能也集中反映在经济方面,但受民族危急刺激、官府经济政策偏误乃至政治活动的影响,商会也曾行使“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伟大号召力,率领广大商人积极开展其他各类社会运动,其影响也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商会踊跃提议或者积极参与反帝爱国活动的运动。1905年发生的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洋货活动,其倡导者和联络者就是商会,详细说是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

  1894年,美国当局强迫清当局签订了歧视和排斥华工的条约,十年后届临修约期。美国当局野蛮拒绝清当局取消歧视华工条目的要求,双方交涉数月无效果,激起在美华侨和国内各界的强烈义愤。这年5月,上海商会召开分外大会通过议案:“美国不许可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会后,上海商会公开致电清当局外务部、商部强烈要求拒绝签订续约,同时通电全国21个紧张商埠的商会,“以伸国权而保商利”为号召,呼吁各地商人采取同等举措,抵制美货。

  随后,上海商会的号召得到全国商会的积极相应,抵制美货活动敏捷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商界同等透露表现“全体同意”并“果断照办”,而且社会各界也透露表现支撑和声援,尤其学界体现最为活跃。短时间内,抵制美货即成为全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内而穷乡僻壤,外而英荷属岛,亦均函电纷来,同等照办”,“义声所播,震荡全球”。从大都市到中小城镇,美国商品都受到抵制,在市面上几乎绝迹。

  分外难得的是面临来自美国以及清当局的各种压力,上海商会年届七旬的向导人曾铸,毅然决然地将小我生死置之不理,坚定地透露表现:“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面对美国驻沪总领事的诘问诘责,曾铸也正气凛然地回击:“不用美货,人各有权,不特贵国不能干预,即敝国当局亦不能勉强,所谓人人自有权也。”这场由商会提议的反帝爱国活动最终虽未完全达到目标,但却沉重袭击了美国对华经济势力,具有紧张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商会的明显社会能量也因此而为各界所瞩目。

  继抵制美货活动之后,商会又积极向导商人参与了收回利权活动,反对西方列强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并号召商人踊跃集资认股自建铁路和自采矿产。这场活动也具有反帝爱国性子,不少商会人士熟悉到“路权即国权”,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皆随铁路以进行”,因而维护路权的决心十分果断。广大商人也踊跃相应商会的号召,向新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积极认股,从而在当时形成了一个自建铁路的小小热潮。五四活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甚至还曾向导商人举行罢市,抗议当局逮捕爱国门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在近代中国历次较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活动中,各地商会都向导商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推动商人也成为一支紧张的爱国力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活动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商会的活跃身影。清末的国会请愿活动,第一次请愿人员重要是各省咨议局遴派的代表,人数很少,影响有限。碰壁之后,立宪派意识到必须扩大声势,“尤应以联络商界为中坚”,盼望商会能够代表商人积极参与。上海商务总会也认为商界对于国会请愿活动不应置身事外,公开发出《为国会事通知布告海内外华商联合请求书》,号召商人“尽立宪国民之任务”。这篇通知布告书发出之后,很多商会遥相呼应,积极举措。在随后举行的第二次请愿活动中商会即派出代表参加,全体国会请愿代表按事先拟订的方案,向清当局呈递了10份敦请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其中有三份系商会代表海内外华商草拟的请愿书。第二场请愿活动虽仍未达到目的,但通过参加这场政治活动,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得到加强。

  有些商会的向导人通过参加国会请愿活动,对清王朝的冥顽不化有所了解。上海商务总会的请愿代表沈缦云,在请愿失败后即意识到清朝统治者已不可救药,就像“釜水将沸,游鱼未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回到上海后,沈缦云就与一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撑立宪转向支撑革命,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大小军阀为争取地盘,连年混战,中国陷于动荡不安之中,不仅商人深受其害,各界民众也怨声载道。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上海总商会率先提出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不仅得到全国商界的相应,而且赢得社会各界支撑,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并渐渐发展为各界通力合作的一场政治活动。

  参与商政,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说是商会开展的一项独特的社会运动,也是商会代表广大商人肯定程度地制衡官府不良商政的途径。1914年,民国当局农商部颁布的《商会法》,取消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正当地位,并强令商会进行改组,激起商会强烈反对。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向导下,各地商会联合举措,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抵制和抗争,要求农商部对《商会法》予以修改,最终农商部接受了商会提出的要求。

  清末“新政”改革期间,清当局制定颁布了《商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商法,受到商会和商人的迎接。但商会认为在这部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商界代表没有参与,其中多有不合中国详细商情的条目,必要加以修订。上海商务总会遂联络海内外商会遴派代表,于1907和1909年两次在上海召开商法讨论会,通过了商法草案。这可以说是商会主导的民间商业立法运动,当时报纸发表的文章说:“此次上海商务总会合全国之商民,讨论全国之商法,实为商务盛衰之枢纽。”

  以上介绍之种种,都表现了商会积极开展社会运动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充分证实商会是近代中国商人最紧张的社团组织。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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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编辑: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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