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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习习

“发现”郑和——肖宪教授在云南大学的演讲

时间:2017年06月09日信息来源:光明日报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演讲人:肖宪 演讲地点:云南大学 演讲时间: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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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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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宪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人民当局参事、云南郑和研究会副会长。著有《现代中国-中东关系》《现代中东国际关系》《现代伊斯兰中兴活动》《以色列史话》等著作15部。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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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静海寺残碑。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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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马哈只碑(背面)。 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大明船队七次远航,从中国东南海港起航,经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郑和船队两万多人,大小船只一、二百艘,“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亨衢”,是一幅何等壮观的景象。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郑和曾是一位被历史湮没的人物,直到最近100年才被重新“发现”。

历史“忘记”郑和

  郑和下泰西是奉永乐皇帝(明成祖)之命而为。明成祖为何要发兵动众,派郑和多次下洋出海?据研究,重要有如许几个目的:一是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增强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成祖即位之初,便派郑和船队出洋,宣诏犒赏,并“耀兵他乡,示中国富强”,就是盼望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强化大明王朝的地位;二是以官方贸易庖代民间贸易,采集海外奇货至宝。这类舶来品既可充溢国库,也可供宫廷赏玩;三是探求建文帝。明成祖的皇位是从其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去向不明,始终是成祖的一块心病。所以郑和下泰西的一项“隐秘使命”,就是查访建文帝的着落。

  郑和不辱使命,特别很是圆满地完成了永乐皇帝交办的义务。他几次下泰西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敏捷上升,很快就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同时,郑和船队既把中国的商品、方法和文化带到海外,也带回很多域外的奇珍奇物,客观上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至于探求建文帝,既然在海外没有发现其踪迹,明成祖也就可放下心来,安坐天下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率领如许一支重大的舰队万里远航,其伤害性和困难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船队不可能得到国内的任何帮助,全靠主帅指挥,统统都要因地制宜、应机立断。正是郑和的才干、勇气、伶俐和经验,才使远航取得了成功,使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壮大的海洋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称郑和为“巨大的航海家、交际家、军事家”,一点都不过分。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本来就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们便群起发动舆论攻势,把下泰西说得一无可取。成祖之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泰西诸番国宝船,悉皆制止……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制止”,让郑和与下洋官兵守备南京(1421年明朝已迁都北京)。1430年,成祖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久不来朝贡为由,再次派三朝元老郑和出使,但这已是“下泰西”的强弩之末了。

  1433年4月,62岁的郑和远航途中在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病逝。海上天气酷热,加上航程万里,不可能将遗体带回中国。部下便将郑和埋葬在当地,只把他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宣宗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今天,郑和的衣冠冢仍在那里。而那支曾经随郑和远航万里的船队驶回江苏太仓刘家港之后,就永久地停泊在了那里,再也没有出海,船只慢慢地在港湾里腐朽、霉烂,最后被淤泥覆盖、吞没……

  郑和七下泰西,无论对中国照旧对世界,也无论在当时照旧于后世,都是庞大的历史事件,史书中本应有较多记载,也应存有许多档案史料。然而,《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中有关记载却很少,评价也不高,被保留下来的原始材料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历代素有修史的传统,记录、保存和整顿历史事件都是各朝的一件大事。而有关郑和下泰西的文献史料却如此稀疏,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遗憾的。

  郑和在历史中被“隐去”,其实是一些人故意为之。

  明万历进士严从简写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了如许一件事:郑和去世30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有人向皇帝(明宪宗)说起昔时郑和下泰西的事,于是皇帝下诏向兵部索要郑和航海的有关资料。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手下入库查找了三天也没找到。项忠很气愤,说库房中的档案怎么会找不到呢?站在一旁的刘大夏便说:“昔时三保太监下泰西,花费了数十万银钱,死了上万军民。虽然弄了一些奇货异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如许的‘弊政’,我们做大臣的肯定要直言劝阻。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要把它们毁掉,以免再生祸根。何必还追究它们在哪里呢!”一番话说得项忠如梦初醒,连连称是。看来,郑和下泰西确实留下了不少档案资料,只不过是被刘大夏等人烧毁了。

  刘大夏等人认为下泰西是“弊政”,也不是没有道理。郑和率重大的船队出海远航是一项不计成本的“皇帝工程”,永乐皇帝注重的是其政治、交际意义,而非经济收益。经济上,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开读犒赏、厚往薄来,确实都是折本买卖。而要支撑远航,国内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船、备货、组队、迎送、犒赏,无不必要巨额的财政付出。而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除了派郑和下泰西外,数年间还做了很多大事:诛讨安南、亲征蒙古、疏浚运河、迁都北京,所有这些运动,都要倾全国之力和众多的开支。为了增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朝廷只能加重税赋徭役,效果是民间不堪重负,怨声载道。而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远航泰西,天然成了众矢之的。反对者们不敢指斥皇帝,便将这些账都算在郑和头上。戴上了“铺张靡费”“劳民伤财”“弊政”等罪名,官方史书中天然对郑和的记载少之甚少,评价低之又低了。

  郑和的宦官身份,也是使他倍受贬低和诋毁的缘故原由之一。明朝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廷宦官与外廷大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权力很大,皇帝每每身不由己,只得倚靠宦官集团来与之抗衡,所以宦官总是文官大臣的死对头。只要有机会,文官集团总是要袭击、贬低宦官集团,并称之为“阉党”。正史中对宦官的评价都很低,郑和天然也不例外。

  明朝从建政伊始一向执行“海禁”政策,民间私自造船、出海者同等要被处死。成祖派郑和远航泰西,是整个明代绝无仅有的一次官方运动。郑和下泰西之后,海禁更严,中国成了一个“阔别”海洋的国家。对于一个不必要海洋的国家来说,一个善于航海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也是没有价值的。早在15世纪初就已远航印度洋的中国“自废武功”,摒弃海洋。

  就如许,作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泰西,只在几代人之后就被“忘记”了。即使无意有人提起,也不过是作为前朝“恢诡谲怪”的奇闻旧事,流传于街头坊间而已。郑和死后100多年的万历年间,一位叫罗懋登的落第文人根据民间流传的资料和故事,加上本身的想象,写了一部《三宝太监泰西记普通演义》。与同时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将唐僧取经故事神魔化一样,《泰西记》也将郑和下泰西的故事神魔化了。

五百年后的“探求”

  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中虽然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却十分简略,统共只有700多字。在该传记中,郑和的形象模糊不清,对其评价也不高。关于他的身世,只写了“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最后说他“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之后“亦老且死”,既看不出他生于何时何地,也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关于下泰西的目的,传记也只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他乡,示中国富强”。

  郑和航海史料在明朝就被毁,在清朝写成的《明史》,只能根据稗官别史或诸如《泰西记》如许的街谈巷语。《明史·郑和传》和《泰西记》中都说郑和下泰西修造了62艘长44丈,宽18丈(130×52米)的大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如许的长宽比例从造船学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是一个伟大的“长方盒子”,二是即使行使当代方法,也造不出这种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而且可用于现实航海的大木船。《明史·郑和传》最后说“故俗传三保太监下泰西,为明初盛事云”,也说明该传记重要是根据民间资料完成的。虽然“正史”记载语焉不详,所幸的是,昔时郑和的随行人员还留下了几份珍贵的小我游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泰西番国志》。然而,这几部著作更多的是记录船队所到地方及发生事件,对人们熟悉郑和其人并无太大帮助。

  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郑和一向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直到50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重新熟悉郑和航海的价值和意义,也才开始了对郑和的“探求”。

  近代闻名政治运动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梁启超用中西比较的技术,认为郑和下泰西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航海早了六七十年,“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梁启超的重要依据也是《明史》和《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梁启超继续了中国治史传统,对郑和船队所到各国地名进行了一一考证,并以西文对照,有史有论,激情四溢。当时梁启超眼看中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盼望以“海上之巨人”郑和事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奋发民族精神。在梁启超的诸多著述中,《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算是一篇很紧张的文章,但却是首次用科学技术研究、并从正面弘扬郑和的文章,从而开启了中国人“探求”和“发现”郑和的百年航程。因此,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研究和宣传郑和的第一人。

  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很多人开始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如许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辛亥革命之后,郑和出如今了高等小学历史课本中,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被并列为民族好汉。同时,梁启超的文章也激起了一些人研究和“探求”郑和的爱好,盼望发现更多有关这位曾被湮没了500年的历史伟人的遗存和事迹。

  郑和的出生地和家世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点。

  《明史·郑和传》中只说郑和是云南人,但究竟是云南何地却无处可查。受梁启超文章的影响,云南腾冲人、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1910年前后开始在云南各地寻访,盼望能找到郑和家乡。经过一番调查和考证后,李根源认为,郑和是云南镇南州(现南华县)人,并于次年在当地立了一块“郑和故里碑”。这块碑现仍在南华县城西门外,但后来证实南华并非郑和故里。

  而几乎就在统一时期,云南石屏人、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州(现晋宁县)和代村发现了一块与郑和有关的墓碑,遂于1912年亲往踏勘查访。在昆阳月山西坡,果然见到这块题额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为明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内容是为墓主马哈只写的墓志铭。除了记叙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确写到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就是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石碑背面还刻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衔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袁嘉谷经过研究考证,1913年撰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确定昆阳和代村就是郑和的出生地。

  从这块石碑可看出,郑和少小离家,一向怀念着田园。永乐三年第一次下泰西之前,特请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已故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立。他本人却因频频衔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直到第三次下泰西回国后,郑和才于永乐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牵梦绕的田园,到“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这应该是郑和离家后的首次返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故他对这次祭祖之行极为怜惜,特地在《墓志铭》碑阴刻下那段笔墨,明确公布太监郑和是“马氏第二子”。

  这块“马哈只碑”除了证实郑和的籍贯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些紧张信息:一是郑和原名马和,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因碑文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为“哈只”,只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才拥有“哈只”的称号;二是郑和的家庭非富即贵,不是一样平常的通俗人家,由于云南与麦加相距迢遥,千山万水阻隔,来回约需一年时间,一样平常平民百姓是不大可能前往的;三是郑和父亲在洪武十五年39岁壮年时即去世,而这一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清除元朝残余势力的年份,两者之间一定有密切关系。

  基于这些紧张信息,学者们便作出了如许的分析和判断:郑(马)和出生于云南昆阳州和代村的一个元朝官宦世家。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征云南,马和之父在抵抗明军的战斗中阵亡(或自尽)。11岁的马和被明军掳获,阉割为太监后送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朱棣的随从。后因功劳卓著,深得燕王相信,被赐姓“郑”。燕王称帝后,擢拔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并委之以出使泰西的重任。也正是由于有如许的家世,郑和在墓碑铭文中才故意隐去了其父亲和祖父的真实姓名,而用称号“哈只”代之;只写了其父的生卒年代和岁数,而不提死因。由于郑和当时深得永乐皇帝信赖,假如暴露了元朝旧臣的家世背景,将会影响本身的地位和前程。

  袁嘉谷在昆阳查访马哈只碑时,还听说郑和后人家中有其他资料。果然,在离昆阳不远的云南玉溪县,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1936年在主持编修县志时不测发现了郑和家谱——《郑氏世系家谱》,让人将家谱抄本送给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袁嘉谷。袁嘉谷将抄本交给他的门生李士厚考证研究。李鸿祥和李士厚还到玉溪东营访问了郑和后裔郑绍明、郑绍文兄弟,借到了家谱原件。经袁嘉谷、李士厚鉴定,该家谱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经过认真考订,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袁嘉谷为该书作了序和跋。

  据家谱记载,郑和是太监,本身没有后代,过继了兄长马文铭的一个儿子,取名郑赐。郑赐的子女有两支,一支在江苏南京,一支在云南玉溪。这部家谱除了记载郑和家世和后裔情况外,还记载了郑和出使时的船只、人数、所到国家以及永乐、宣德两位皇帝给郑和的敕书等。毫无疑问,郑和家谱是继马哈只墓碑之后关于郑和家世的又一紧张发现。

书纸易毁,碑石难销

  在梁启超文章激起的“郑和热潮”中,一批学者开启了“探求”郑和的百年之旅。早期人们研究郑和,多凭文献资料,而缺乏文物佐证。用纸记载的笔墨,在传抄中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被篡改,甚至遭恶意烧毁。而雕刻在石头上的笔墨,却可以相对长久地保存。云南昆阳马哈只碑的发现给了学者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通过探求碑刻、实物,再与文献相印证,来“还原”郑和。

  1926年秋,中交际通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张星烺到福建泉州考察,在东郊灵山伊斯兰圣墓发现了一块石碑,上书“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泰西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46字。这块“郑和行香碑”注解:一、郑和第五次下泰西前,曾来泉州拜谒灵山圣墓;二、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第五次出洋的重要目的地是伊斯兰国家,因此前来伊斯兰圣墓行香,以乞求灵圣护佑;三、立碑者蒲和日是宋代泉州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子女,时为泉州镇抚,陪同郑和行香后刻此碑纪念。

  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的大本营,郑和多次到当地的天妃宫(即妈祖庙)祭祀祈福,修葺祠庙。宣德六年,郑和等人在第七次出洋前夕,在天妃宫大殿墙壁上镌嵌了一块《通番事迹记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块石碑后来不见了踪迹,也无人知道碑文内容是什么。1935年夏,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郑鹤声查阅四库全书时,发现明代钱谷编著的《吴都文粹续集》中载有《通番事迹记碑》碑文,遂将其公之于世。碑文共826字,记述了七下泰西的情况,各次来回的年代,所至各地的名称,以及前六次下泰西中的庞大事件。郑鹤声在对《通番事迹记碑》考订时,发现除了第一、第七次下泰西时间外,其余各次均与《明史》记载不同。因为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从而纠正了《明史》等文献记载的紊乱之处。但遗憾的是,这块很有价值的《通番事迹记碑》只有碑文,未见真碑。

  位于闽江口的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每次出洋前驻泊候风之地,这里也有一个天妃宫。1930年,一位农夫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一块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石碑,县长吴鼎芬将其运回县署保存。但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袒护。1936年春,新任县长王伯秋在县署档案中看到记载,派人到处探求,在荒草丛中找到该碑。王伯秋是文化人,知道该碑的史料价值,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给相干学者鉴定研究。后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士武就此碑撰写了考证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共1177字,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记述郑和下泰西的碑刻,现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

  《通番事迹记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两碑都为郑和亲自撰刊,时间都是在第七次出洋前的宣德六年(1431年),内容、语气也基原形同,堪称“姊妹双碑”。只不过《通番事迹记碑》仅存于文献,实物已不存,而《天妃灵应之记碑》虽未载于文献,却找到了实物。那么,郑和为何要一碑两刻,分别立于太仓、长乐两地呢?

  学者们分析,郑和衔命第七次出使时已60岁,预感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远航。永乐皇帝已在6年前去世,而朝中反对下泰西者大有人在,身后之事实难预料。因此,他想以立碑的体例来留下本身一生航海事业的记录,给历史、也给后人一个交代。宣德五年接到出洋诏书后,郑和便于次年春在太仓天妃宫刻立了《通番事迹记碑》,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后,又于年底在长乐天妃宫刻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一碑两刻,分立两地,表现了郑和的良苦埋头:一旦一碑被毁,还有一碑。太仓离南京近,石碑易被发现遭损毁,长乐迢遥偏僻,石碑能长期保存,而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两碑既立,郑和便安心踏上了西去的航程,两年后为国殉职,客死异邦。

  这两块碑名义上是感恩天妃护佑,现实上是记录七下泰西史实。“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世焉”。《天妃灵应之记碑》甚至可以说就是郑和的自传,碑文通篇以“我”“余”“和”等第一人称表达,采用“自述”的语气书写。有人认为,“马哈只碑”是郑和前半生的自传,而“天妃灵应碑”则是郑和后半生的自传。假如没有“马碑”和“天碑”,后人对郑和的熟悉将会是一片模糊。

  南京静海寺,建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出洋时也要在此祭拜求平安。1936年,郑鹤声在静海寺厨房里发现了一块镶嵌在墙壁上的残碑,内容与郑和航海有关,当时就拓印了一张,后又拍了照片。1937年日军霸占南京后一场大火将静海寺几乎烧光,待战后郑鹤声再来寻访时,残碑早已不见了踪迹。《静海寺残碑》拓片共有149字,提到了郑和船队第一、二、三次下泰西的情况,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记载了郑和船队的船只为两千料海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和八橹船。“料”是中国古代用来透露表现船舶大小的计量单位。两千料海船长约62米,宽约14米,排水量大约为1200吨。这一尺度与1957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出土的长11.7米大型舵杆也是匹配的。因此专家们认为,史料中所说的“郑和宝船”其实就是两千料海船,而《明史》等文献中关于宝船长44丈,宽18丈(130×52米,排水量约20000吨)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即便是两千料海船,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是当时世界上最重大、最先辈的船只。

  《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中还记载了郑和曾在满刺加、渤泥、柯枝、古里等海外番国立了八块碑。几百年后,这些碑也不见了踪影。1912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林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加勒清理下水道时,不测发现了一块昔时郑和留下的石碑。这块被称为“郑和布施碑”的碑文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笔墨书写,内容是歌颂佛祖佛法及布施给当地寺院的钱物清单。碑文开头是“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结尾为“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此碑现齐备保存于科伦坡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是郑和昔时和平友爱访问的见证。

  2017年年初,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老师将他毕生对于郑和的研究成果,包括81册图书和3万页研究资料捐奉送云南大学,用以学术研究工作。加文·孟席斯老师曾遍访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并结合他本身环球航行的切身体验,运用航海学、海洋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技术,于2002首次提出“七下泰西的大航海家郑和完成了环球航海,是世界上发现美洲、澳洲新大陆第一人”的结论。活着界范围内掀起了重新熟悉和研究中国巨大航海家郑和的高潮。

  100多年来,正是因为这些“发现”,碑刻与文献相互增补,相互印证,郑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才一步步地变得鲜活起来,他七下泰西的丰功伟绩,也才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起来。

  尽管明清两朝贬低郑和,湮没郑和,使郑和没有得到民族功臣应有的礼遇,但是,在郑和船队昔时到过的很多地方,郑和却从来没有被忘掉。数百年来,当地人民,尤其是海外华人一向在纪念、颂扬郑和,甚至把郑和当作一位法力无边的神,加以顶礼膜拜。数百年来,各地三宝庙信众云集,香火赓续。

  今天,中国正在携手世界各国实施“一带一起”建设,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郑和在沿线国家的伟大影响,仍然是我们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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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编辑: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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