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之术 庄子的思想世界二

惠施是名家中的一个紧张人物。同样是《庄子》的《天下篇》曾经有关于惠施学说的一些记载，以及出自庄子学派立场的评论。“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以知道惠施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特别很是博学的人。他的乐趣好像是与人争吵，尤其是那些和他一样喜好争吵的人（辩者）。他们争吵的话题重要是关于“物”的，譬如“大一”“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之类，相反的却忽略了关于人的一些题目。因此庄子学派指斥他是“弱于德而强于物”，以及“逐万物而不反”。后面一句话让人想到古代神话中逐日的夸父道渴而死的命运。惠施也是如此，在庄子学派看来，他的心也已经溺死在外物之中了。这和庄子当然是不同的。在庄子的世界中，物永久只是次要的东西，人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反复强调的主张。这也正是庄子和惠施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庄子伶俐

惠施对于庄子来说并不总是悲观的，或者只是一个靶子。虽然庄子没有明确的谈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好像很享受与惠施之间的争吵，并在这种争吵中渐渐接受了辩者们常用的说话体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齐物论》就是一篇辩者的笔墨，伍非白就把它归入古代的名家言之中。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庄子更知道争吵的界限：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者邪？”

如同伯夷叔齐指斥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庄子这里对于辩者的指斥也有显明的“以辩止辩”的色彩。可是假如庄子“辩无胜”的逻辑真的贯彻到底的话，他又怎么能凭借这种体例来打消辩者们以争吵求是非定胜败的欲望呢？

其实争吵与否并不是最紧张的题目。关键是争吵的内容，或者称之为论题的东西。就战国时期的诸子来说，虽然大都不喜好辩者的称呼，但却很难脱节争吵自己。《孟子》中记载弟子之语，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说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书中记载孟子争吵之事甚多。荀子亦然，谓“正人必辩”，并且区分小人之辩、士正人之辩和圣人之辩，谓“小人辩言险，而正人辩言仁也。言之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这就不是一样平常的否认争吵，而是否认那些“无用之辩，不急之察”。

对于庄子来说，大概争吵的最紧张的目的是揭示争吵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吵的，沉溺于名辩和沉溺于声色犬马并无不同，都是对真实生命的扼杀和忘记。因此他通过争吵要体现的就是争吵的无用，以及名言的无谓。《齐物论》中“大道不称，大言不辩”的说法是认真的，庄子更喜好用不知或者无言来体现真知的状况。体道者之间该是象《大宗师》所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这让人想起后来禅宗的拈花微笑。生命是超越名言，因此也是超越名辩的，这大概是庄子最想表达的内容。

进入庄子视野的另一个紧张人物是列子。这个生活在战国早期的郑国哲人，据说是关尹的门生。他的学说在三晋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见《战国策》和《吕览》。在前一书的记载中，列子的学说被认为是“贵正”，好像与刑名之学有关。后书则说“子列子贵虚”。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相反倒是体现了道家思想两个重要的方面。就《庄子》内篇中列子的形象分析，庄子对他给予了有限度的一定。《清闲游》中提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所谓的“御风而行”以及“免乎行”，固然可以信赖是仙人家的谈吐，倒也可以看作是超脱世俗的暗示。超脱世俗最重要的目的，本来是寻求自力而自由的生活，但是列子式的超脱似不足以达到这一点。由于御风而行仍然有一个前提，这就是风。于是风就成了一个必须依靠之物。这种依靠固然不同于对世俗价值的依靠，而有了很大的提拔，但就依靠自己而言，却是雷同的。庄子这里用“有待”来体现这种依靠，也是他对列子重要的不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