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道德经第十三章》

老子说了两个题目，一是“宠辱若惊”，一是“贵大患若身”。人是情感动物，对荣辱这种情感体验十分敏感，当我们得宠的时候心里是高兴的，但这种高兴是短暂的，由于人有患得患失的弱点，得到宠爱并不会令我们永久快乐；同样，当我们受到别人的冷眼、辱骂、轻视的时候，我们也会体现出不安、惊恐。人类自身的弱点，决定了人无论得到宠爱，照旧得到屈辱都会忧心如捣，惶惶不可终日。得宠就惊喜，受辱就惊惧；把心中的担心看得与自身的生死存亡划一紧张。

世间常人会存在这种普遍的弱点，老子分析了产生这种弱点的缘故原由，那就是世间常人还在念念不忘其自身利益，还去为自身利益患得患失。产生这种态度的缘故原由，是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而把人的生命看得太轻。老子注解了本身的态度：人应该宠辱不惊，将天下视为身外之物。

老子认为：假如以自身的患得患失去治理天下，那么你只配寄身于天下做个通俗之人，而不配去治理天下；假如你像珍惜自身那样珍惜天下，那么就可以把天下事托付给你，让你去治理天下。老子所提倡的人生精神寻求观，就是把自身融于天下之中，没有本身的利益只有天下的利益。

一样平常人对于身外的宠辱荣患十分注重，甚至很多人正视身外的宠辱远远超过自身的生命。老子从贵身的角度出发，认为生命远远贵于名利荣宠，要清静寡欲，统统声色货利之事，皆无动于衷，然后可以受天下之重寄，而为万民所托。

在唐代中期政坛上，李泌是一个很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奸臣当权，藩镇割据，很多大臣不是死于奸佞的谗言，便是死于武夫的刀剑。而他被四个皇帝所信赖，虽屡被诬陷、谗毁，却能幸免于难，保全终身，其中的诀窍有两条，一条是避权让位，一条是知难而退。

早在唐玄宗时，他照旧一个少年，因其出色的伶俐而驰名于朝廷，唐玄宗要任命他为太子李亨的官属，他辞谢了，只愿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来往，李亨称他为老师，对他十分尊重。后来因遭杨国忠的忌妒而遭贬斥，他干脆弃职而去，游于嵩山、颖水之间，避免了一次灾祸。

安史之乱，新即位的李亨（肃宗）特地派使臣去请他出山，出则并驾齐驱，入则联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百依百顺，甚至连元帅、宰相的任免，以至太子的人选，也都要服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辅导点地说：“穿黄袍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山人。”如许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他即可参与决策，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现有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当唐朝的军队收复了失陷的长安，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夺得了伟大胜利之后，他便向肃宗请求还山归隐，他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现在重新作一个闲散之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我与老师这几年来共同历经忧患，现在将要同享欢乐，老师为什么忽然要离我而去呢？”李泌严正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任凭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肃宗不晓畅，问道：“此话怎样？”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陛下对我倚托太重，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太大，举动又太不一样平常，这五条正是我不能久留的理由。”

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李泌坚持说：“陛下现在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还不能得到批准，更何况未来执政堂之上，公案之前！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无异是要置臣于死地！”肃宗说：“没想到你对我疑惧到这个田地，哪有像我如许对待你而又会干出杀你的事来呢？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李泌说：“正由于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若是陛下决定杀臣，臣又怎敢说话？而且杀臣不是陛下，而是我刚才说的那五层次由，陛下一贯待臣如此之好，臣有些事情还不敢说，未来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说话了！”

李泌对官场的风云看得可谓透辟，处理得也很得法，就是如许，仍免不了遭到奸佞之辈如宦官李辅国等人的忌妒、陷害，他终于果断脱离朝廷，隐居衡山。肃宗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责任编辑：三清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