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展良谈中国的三期建国与立国体例(2)

吴展良：第一期建国与立国，周代所寄托的是大宗族与氏族组织，这是当时世界列国的共通社会组织单元。周代封建体系体例是将天下的国家都当作扩大的亲友，以姬姓国家为主干，然后纳入其他邦国的扩大的家族主义体系。当时的天下，夷夏杂处，周人通过先辈高尚的文明与扩大的家族主义，用夏变夷，将华夏文明赓续扩大，但也同时融入了戎夷的血统与文化。

然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新军国的鼓起、生产力的跃升和封建经济与氏族社会的衰落，第一期中国的建国与立国体例均难以连续至第二期。第二期中国建国的核心计心情制是商鞅变法之后的法家体系体例，而商鞅变法的源头是三晋变法。法家组织是一套循名责实、尚首功、尚军功，正视君主绝对权威和直接控制的官僚与军国体系体例。这种以君主为中间直接掌控的官僚与军队的当局体系体例，成为第二期中国的基本常态。它超越了宗族伦理，天下有了一部共同的法律——王法。政体则继续儒家的思想，主张世界大同，由一个大家长向导与照顾子民，用公平的官僚机制进行统治。汉武帝之后，中国当局的运作可用“体儒用法”来形容，社会伦理与组织则继续三代。

第三期建国跟前面两期又有根本的不同，就是凸显长期受到克制、克制乃至剥削的人民的声音，这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修正与提高。清末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大家，均高度运用古典儒家的理念以批判中国不公不义的近况。与此相比，西方的民主宪政好像能建立一个美好、理想又有用率的新形态国家。因此学习西方民主自由、顺应新的世界局势与对西方所显现的道理与真理的憧憬结合，成为晚清与第三期中国初期的建国与立国宗旨。民国初年之人，普遍提倡解放、自由与民主。然而现实情况是自由民主并无法解决第三期中国初期土崩瓦解的大势，从而转向了国共的党国体系体例与各种着重人民集体福祉的主义。虽然如此，对自由民主的呼声却一向赓续。

我们思考中国的第三期建国，要从一个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尤其要细致宋以下华夏之“德”衰颓，以及近当代中国的内部分裂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始终是在分与合中循环往复。中间有德有能则整合或同一，否则天然分裂。第一期的中国通过天子与封建体系体例整合，“德”（合内外甜头而言，古者常兼能字义）衰则分。秦汉开始的第二期中国，则在“大一统”与分裂中循环。宋代曩昔的中国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之分裂。宋以后中间集权的形态日盛，同一之时间较多，然而元与清两次由非汉族的壮大力量与胡汉兼用的治术完成同一。到了第二期中国的晚期，很多人看到西方列强的例子，盼望打破这个历史循环。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华夏之“德”衰颓，中国正走向分裂与被瓜分的道路。这种危局反而振起了中国系统雄浑的生命，开启了中国第三期建国的道路，从而有了今天的统统种种。

澎湃消息：您把从秦汉到清这么漫长的历史划为第二期，如何应对“唐宋变革论”的挑衅？

吴展良：其实第二期中有两方面要细致，一是唐宋变革，一是胡汉关系。先说唐宋变革，在安史之乱之前，政治与社会结构重要是以世家大族为主，官府的管理一样平常只到州、府这一级而已，社会下层是高度自治的。而宋以下，世家大族普遍衰落了，中间集权增强，成为一个以新型士阶层为主干，相对平民化的社会。政治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同，造成连续串的文化差异，学界已经有许多的讨论，此处先不发挥。简言之，我们今天的文化，直承宋代而来，社会流动性很高，经济与文化颇为发达，底子里又颇具平民意识。这与西方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渐渐离开贵族封建的时期大不同。

另外一方面是，唐曩昔的中国，国人的德性与体质比较壮盛。我的看法是，汉代是古典华夏文明的岑岭，将其自身的德性与能力发展到最高，所以成其壮盛、文明与一统之巨大局面，厥后的朝代则不如。华夏文明从三代演化至汉，从龙山文化晚期近万个国家、商朝三千国家、周初一千七百余国，到春秋两百余国、战国十余国，至秦汉一统。这场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