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展良谈中国的三期建国与立国体例(6)

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首重政治与教化，就是要让从上到下都有秩序、有文化，这是中国文明的重中之重。历代建国与立国都要有一套好的政治与教化，没有这一套，就难免衰乱。事实上，中国第三期建国也脱不了这一层。中华民国企图用“军政-训政-宪政”和三民主义来建国。一向以来，政治和教化都凌驾于其他事务之上，这从三代以来就是如此，这就表现出中国是“超级的国家型文明”。所以，你不去了解前两期中国建国与立国的体例，就不会晓畅近当代中国的连续性有多强。我称之为，虽然有伟大的转变，但三期建国一向在统一个中国系统之内。所以，不可能离开前两期去谈第三期。

澎湃消息：在您的思考中，“中国如何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贯穿始终，而且您也认为“中华文明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宗教、经济，也不是社会变动或文化变动，而是政治的演变”，认同“文化中国”的人恐怕不会赞成这一点吧？

吴展良：学界一样平常把本身归类为学术文化工作者，所以着力研究学术文化，也盼望思想与文化可以向导社会。但现实上，这难免有点一厢情愿，实际显然不是如许，中国当然是政治向导统统。不过，历史上儒家长期引导政治与文化，而近代则是知识分子向导群众建国。比如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都是知识分子。蒋介石也努力体现，要让本身像读书人，然而不敌。其实，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新式儒家，是儒家的变形。贺麟说得很对，近代中国的统统东西都是儒家变形的产物。儒家的真精神就是经世济民，一旦觉得原来的那套不灵了，就要换一套。早期的革命者，昔时都是先读儒家经典，而后转而用各种新式主义来救国的。

其实，儒家自古以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管天下政治，从孔子、孟子环游列国开始就如许。儒家的经典讲的都是政治和教化。宋以后的儒家受道家、梵学的影响，喜好讲“内圣外王”，思想文化性较强，但其政治性其实也并不弱，所以理学常常被禁。明清则是劣质的、法家化的儒教中国，清代的笔墨狱更使读书人埋首于故纸堆中。儒家的本色是诵先圣、先王的典籍，这些都是记载如何建国与立国的典册，包含了一整套政教，垂之后世。而我们如今既对宋明理学有误解，又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对儒学的熟悉有误差。中国历史上，汉和宋是儒学最发达的时期，请细致，这两个时期，都发生过庞大的变法，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儒家经学的精髓就是要拿经来检讨实际政治，检讨到最后，就要改变实际政治。不谈修齐治平的，就不是真儒学。经史之学就是要谈政教的最高引导原理，这不能按当代西方的分科之学来理解。经是中国的起源，史是中国的发展，如许的学问，今天几乎绝了。

澎湃消息：说到儒家，在前两期的建国与立国中，儒家是主流思想，到了第三期，则经历了特别很是弯曲勉强的历史过程，您刚才也谈到儒家的现状，那详细来说，儒家应该怎么办？

吴展良：首先不能搞原教旨主义，也就是直接把古人那套搬过来。那一套产生于以宗族或家族为主体所构成的社会，而如今，那样的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生产体例已经大体消散与衰落了。第三期中国大量继续了前两期的东西，但显明是新的一期，是“四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更加要“通古今之变”，复古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主张：“我们要最好的传统，也要最好的当代。”当传统和当代都往最好的方向走时，它们可以融合。而一旦把它们教条化，那就永久对立了。西方当代有许多好东西，你把它讲彻底了，其实跟传统可以雷同。说到底，真正的好东西，最后是可以雷同的。

我觉得大学里必要设置儒学院或者华学院，但如今许多国学院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它只是把各个分科的专门学者凑在一路，照旧各做各的，不成学问系统，更不讲修齐治平相连雷同之道，儒学不应该是如许的。“修道之谓教”，时代不同了，教法也要不同。我以为应有新的经史子集之学：不光要有传统的经，也要有新的经，西方最好的经典也要纳入；不光要有中国史，也要有世界史；不光要有中国的诸子，也要有西方的各种专家之学和哲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