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展良谈中国的三期建国与立国体例(4)
其实，魏晋南北朝后中国的内涵发生特别很是大的转变，大量融入胡人血统与文化。北方先是胡主汉从，胡汉融合，并在后期形成一种“融胡入汉”的征象。唐初胡汉一家，在安史之乱后，因作为各地军方领袖的胡人番将作乱，使唐人觉得不能太过胡化，于是更进一步提倡华夏文明正统。中华文明从而日渐恢复以汉化为主的生活体例，然而宋与明的中国，却都无法恢复汉唐的国力。这过程的启示是：中华文明是个很奇特的文明，他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独特的“再生族”。中国曾几次面临衰亡——西晋亡后五胡入主中原，元跟清又曾两次由胡人入主中国。晚清之后，西方与日本又周全入侵，之后才又复活。事实上，每次复活都须融入新事物，在南北朝时还大量融入新血统，才能达成复活。因此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从来不是纯种文明，它必须要融入新文明、新事物，才能继承维持复活。但它有个壮大的力量，在融入新事物的同时能维系自身紧张的基本特质，其主体至今仍是深具开放性的华夏文化。
澎湃消息：在第二期历史中，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为什么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还能保持下来？
吴展良：第二期中国的政治与下层社会结构是高度稳固的，有人说是“超稳固结构”，强调中国社会在崩溃后频频被不变的意识形态蓝图所修复，这有其所见，但我不很采取这个说法。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国之为中国，根本的关键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始终是以家族或类家族的组织为中间，而整个社会和国家运用了扩大的家族主义建构，政治、社会与伦理文化的同构性特别很是高。因此，就算上层垮了，下面照旧维系了基本的社会构造与文化，一旦王者或好的统治者出现，运用原有的建国与立国体例，传统型王朝又可以重新建构起来。另外，就是中国一向力图保持最先辈高尚的文明以融合内部并稳固天下，或曰当时的世界局势。
第一期中国是彻底的家国同构，宗法是整个政治与社会的运行原则。第二期虽然不再是真正的家国同构，然而秦汉的建国与立国，均经过“化家为国”的过程。不仅如此，上层的国家结构虽然颇为法家化了，但广大的社会依然走向宗族化，从上到下的人际关系也是扩大的家族化或曰儒家化，在精神上、思想上，人们照旧倾向于家国同构，我称之为“体儒用法”。华夏系统吸取许多新东西都是这个模式，还有“体儒用佛”、“体儒用道”。这个“体”是什么？是农业与手工业社会里牢不可破的家族与扩大的家族式网络。到了宋以下，由于社会更平民化的关系，分外正视《大学》，更进一步增强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使得身家国一体化。儒学进一步平民化，儒家士人则进一步地方化，在社会上普遍做向导，更使政治、经济、社会、学术与文化一体化的情况得到增强。
澎湃消息：您把中国定位为“超级的国家型文明”，它的特别意义在哪？
吴展良：所有的复杂文化，都具有或必经国家的形态，然而之后的发展各自不同。将传统中国文明与其他并世大文明相比，就可以见到其中的差异。近代西方文明是由很多国家共通地继续了西方古代文明的遗产。在历史上，西方文明的源头，埃及是以宗教为主，政教合一的中型文明。两河流域摆荡在很多小国与征服帝国之间。希伯来重要是宗教文明，希腊是多国家的文明。罗马最接近超级国家形态的文明，